史书上人物的私密对话，史官如何得知？真实性如何保证？｜文史宴
文/湘桥蓬蒿人
本文是应用户单纯最好的提问而撰写。古人在密室里说的话，史书作者是怎么知道，并且绘声绘色的记载到史书上去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是史书作者纯粹是在瞎编。其实类似的怀疑古人就有，但是细究各类史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纯粹的瞎编很少，大部分历史纪录都具有或高或低的史料价值。希望单纯最好用户能够满意。
在中国古代的史料记载中，关于人物之间的对话描述历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人物的一言一语间，读者不乏感受到书中情景人物的心情，在诸如司马迁这类优秀史学家的描述下，读者更是宛若亲临，那么，史料编纂者的又是如何有此神通，所记载的又是否属于史实？
自春秋战国至今，流传下来的史料浩如烟海，良莠不齐，可信度不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一概而论，只能将各类史料和编纂史料的人分开来谈。
专业人士的兼职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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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官修史书的待遇，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私修史，《史记》属于司马迁利用职务之便编纂出来的，并不是由政府主持编纂，也就是一种兼职。
虽然说如此，但司马迁作为太史令，也就是史官，人身处中央，接触到天量的消息和资料，也认识不少事件亲历者或是后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史记》中的大部分记载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而《史记》中关于人物对话描写也不在少数。
谈及《史记》中关于对话的描写，鸿门宴应该可以作为代表。在司马迁的记载下，鸿门宴的出场人数，除去没什么存在感的楚兵甲，汉卒乙，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不过寥寥，而亲历宴会者，亦不过八人。
在这八人中，有五个人在当时是属于项羽阵营，分别是：项羽、项庄、项伯、陈平、范增。随着楚汉战争中项羽阵营的分崩离析，可了解范围进一步缩小，这样来看，鸿门宴中所发生的对话，可以算得上是小范围内的私密对话。
而司马迁对于鸿门宴的描写在《史记》也算得上相当详尽，其中刘邦、项羽、范增、张良、樊哙等人的对话占去了很大的篇幅。要把一件并非亲历的事情记叙得如此清晰，司马迁从很多个方面去取材。
除去司马迁所能接触到的文献外，与当事人后人交流，也是司马迁了解历史事实的一个重要，司马迁曾在《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中曾经提到：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文中提到他广，即是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是早年司马迁游学天下所结识。樊哙作为鸿门宴的重要参与者兼帮助刘邦脱身的大功臣，和子孙谈论时自然不会忘了有这么一搭事，而樊哙家族对于鸿门宴经历的口述，也成为了司马迁写鸿门宴这一片段的重要素材。
而除了樊他广以外，司马迁与参与过楚汉战争中重要事件的人物后裔也存在着交集，例如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正是参与斩杀项羽的赤泉侯杨喜的后人。
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将场景、对话写得栩栩如生，靠的是这些勋贵后人对于祖先亲历的表述，这并不是司马迁的凭空想象。
太史公跟很多官N代谈笑风生
著史资源很雄厚
而作为后人，难免会在祖先的功绩上有吹牛的成分在，这也就导致了对于对话的转述有所偏向，使转述的对话部分失真，所以在司马迁对于秦末、楚汉交际时的记载来看，虽然对话不可尽信，但可信度还有，事情也是有那么个事情的。
就《史记》整体上来说，对话相对可信的也是集中在离司马迁年代较近的时期，而关于先秦时期的对话，由于缺少了解渠道，加上年代久远，战国时期各国修史方面也比较落后，对话水分可就要大得多，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几乎是西汉之前各类史学典籍的通病。
业余人士的业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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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司马迁这种能接触到大量资料档案，所写所言权威性几乎与正史相当的以外，大部分由基层官僚或士子等“业余史官”编纂的所谓野史，受限于有限的资源，编纂史料寻找各种资料，几乎是最大的困难。
这种真实程度较低史料实际上也很好判断，《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稗史早先是指不同于正史的另一类史学形式，在两汉时期也指称小说，颜师古也对“稗”这个字做出了解释，在颜师古看来，这样的历史记录并不正式，属于业余的范畴。到了宋代以后，对于野史的收录多是带有“稗”字，类似《宋稗类钞》、《明季稗史汇编》、《清稗类钞》等都是对于民间史料的收录。
这种“业余史官”所记载的内容，一则基本接触不到事件亲历者和高级官员，再则可以查阅资料的范围小，更多靠的是听闻和还有其他一些流出的真实性不一的史料，尽管大多数故事性和可读性更强，但说起里面记载对话的真实程度，那自然也很业余。
业余人士的专业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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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上文所提到的史料来说，还有一类史料中记载的对话真实性较高，这种是当事人根据自身经历回忆，结合政府档案、公文等而写成的史料和笔记，例如明末兵部尚书王在晋所写的《三朝辽事实录》、周文郁《边事小纪》等，这一种即是亲历者见闻类的史料。
一些官员退休后写的《宦海浮沉录》
可靠性很高
王在晋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入仕，历任兵备、巡抚、经略、侍郎、尚书等职位，做过文职做过武职，做过地方做过中央，从基层干到高层，除此之外，他还曾经到前线实地考察。这样一个人，接触过的史料、档案、公文、各级官员自然是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在天启年间他多次接触辽东事务，对于晚明辽东形势的了解不可谓不清楚。
经王在晋之手写出来的《三朝辽事实录》其中他与孙承宗之间的一次私密对话，就被收录其中：
在熊廷弼被下狱以后，一向与孙承宗不对付的王在晋和孙承宗在于辽西走廊防线布置上有了分歧。孙承宗认为不应该在关城外修建三道关和营寨接应败军，未战先言败有损士气。
王在晋说：“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意思大概是说设置三道关除了接应败兵，还可以阻滞其后退，避免出现一溃千里的情况。
而这件事的后续争论，在明朝官方主编的《明熹宗实录》（明熹宗即天启皇帝朱由校）中孙承宗上奏天启皇帝的奏疏和孙承宗自己的著述中都有提及，在多方史料相互验证下，确有其事发生，孙承宗和王在晋的私人对话，以这种形式留下下来。
写《边事小纪》的周文郁也是明清辽东战争的当事人，曾多次参与和后金（清）的大战，所记载的基本上是他在辽东的所见所闻，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接近历史真相。
亲历者见闻类的史料作者多数并不是专业的史官，但作为多次经手文献和诸多事件的亲历者，记载史料的水平也比较专业，除去固有的主观因素来看，对话的真实性至少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专业人士的专业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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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种种史料，私密之间的对话多多少少都有失真之处，而在此之中，真实程度最高的应该就是距今年代较近的，类似于《明实录》一类的官载史料，这种官方编写的史料，相比私修史，官修史料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组织大量人力负责调查、编纂和调阅各类档案资料。
《明实录》共十三部，两千九百一十一卷，有一千多万字。在纂修此书的过程中，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奏章、批件等红头文件作为编写的根本，又以遣往各布政司、卫所的官员收辑的材料作为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任命、律令，以及各类大事件而成，引用材料广泛。
按照明朝的制度，新君登基以后，就会把为上一位皇帝修实录提上日程，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等人。而礼部官员则负责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了解、探访前朝事迹，送回中央，在结合中央存留的档案编纂而成。国家主持编写，那自然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而《明实录》中关于对话的记载更多体现在皇帝与臣子之间的对话，还有奏疏中官员所提到的和其他人的对话，这种根据多方材料来编写的实录类文献很少会有造假的现象，编写的史官也从来不用担心无处下笔。
在明朝，很多官员上书都是以千字、万字来论的超级长篇作文，而且还是文言文，虽然皇帝并不都很有耐心看完听完，但有时候或是出于政敌之间的弹劾，或是凑字数，不免把和其他官员的一些对话一起写进去。
此外，心腹太监和皇帝的一些重要的对话，也会被实录收录其中。
《明武宗实录》（明武宗即正德皇帝朱厚照）记载了大太监刘瑾下台前张永和明武宗朱厚照的一段对话：是日，上置酒劳永，刘瑾及马永成等皆侍。
比夜，瑾辞退，永密白瑾反状，且出袖中奏，数其不法十七事。上在酒所俛首曰：“瑾负我。”
永曰：“此不可缓矣。”
永成等因共诋瑾，上意遂决，令长随四人往执之，上随其后。时夜且半，瑾宿于内直房，闻喧声曰：“谁也？”应曰：“有旨。”瑾亟披青蟒衣以出，长随缚之，乃夜启东华门，击于菜厂，复分遣官校封瑾内外私第。
初，瑾与永不相能，永还，期以十五日献俘，瑾故令缓之，有泄其谋于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上方向永未有以中之。永为计亦甚秘，故瑾卒为所制。明日晏朝后，外人始微知之，犹莫敢显言者。
这段对话的背景发生在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之后，在叛乱平定之后，太监张永利用献俘之机，在酒宴结束后暗中向武宗朱厚照揭露了刘瑾的罪状，在当时举报的情况下，两人的对话是完全私密的状态。
在皇帝听完举报以后，确实觉得刘瑾最近确实有点膨胀，也没什么用得上的地方了，抬手间就把刘瑾给灭了。而这段对话被记录下来应该是事后武宗朱厚照和太监张永的自述，皇帝想说，史官也就知道了，对话的真实性自然毋庸置疑。
皇帝和太监的一些密谈是比较可信的
这样的例子在《明实录》中还有很多，碍于数量和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诸如《明实录》这类官修实录类史籍中的一笔一画，都是由无数的资料、档案、当事人口述汇聚而成，其中记载对话的真实性无疑是私修史无法相比的。
对于题目提出的问题，虽然无法一言以蔽之，但通过分类对比还是可以做出解释：
在职史官自己修史，是专业人士干私活，即通过口述传承及职务便利，保证事件基本真实，但对话内容有所出入；
小官员和士子接触史料和相关人士太少，加上写史料的业务水平大部分比较一般，基本对话不太可信；
政府内部高层人员或退休人员，通过自身经历所写的亲历者见闻类史料，虽然并不是专业史官，但胜在作为亲历者，也能接触到相关的重要资料，记载的事又可以结合其他史料相互验证，对话内容基本上所言可靠；
官修史料则通过调集人手查证，通过海量档案、奏疏比对，再加上编纂时专门的流程，来保证对话真实性。
即使各类史籍编写形式不同，真实程度各异，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价值，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而如果要细究某一段对话是否真实，那也只有通过各类史料交互比对，才能尽量接近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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